“此外，将语言视为大自然的造化，或者用达尔文的话说，一个“引起我们赞叹的如此完善的构造和相互适应”的器官，能够让我们对普遍百姓的言谈或饱受诟病的英语（或其他任何语言）多一分尊重。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精密复杂的语言能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属性，它并非源于父母的教导或学校的培养，正如王尔德所言：“教育是令人羡慕的东西，但要时刻记住：凡是值得知道的，没有一个是能够被教会的。”一名学龄前儿童所具备的隐性语法知识远比最为厚实的写作指南或最为先进的计算机语言系统复杂得多，而且，所有健全的人都具有这一特征，即便是那些说起话来支离破碎、含混不清的职业运动员或者不善言辞的滑板少年也是一样。”
“即便对语言普遍性的本质所知甚少，我们也能肯定一个事实：语言变化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每个人所习得的语言是一个丰富、复杂的结构，而这一结构根本无法用人们（幼儿时期）所接收的零散的语言片断来加以支撑……然而，生活于同一语言社区的所有个体使用的基本都是相同的语言。因此，只有假设这些个体采用了某种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原则，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也正是人类思想的本能属性，让我们难以看清其真面目：思维其实也是一种本能。”
“而对于孵蛋的母鸡来说，这个世界上若有谁对一窝待孵的鸡蛋不感兴趣、不以为然，这简直就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语言学家马克斯·魏因赖希（Max Weinreich）对此曾有过一句最好的诠释：“语言，就是以军队为后盾的方言。””
“事实上，聋哑人几乎是唯一一类神经正常、但直到成年都未能掌握语言的人，因此，他们在手语学习上所遭遇的困难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它表明，成功的语言习得必定发生在童年的某个关键时期。”
“那种认为母亲式语型是语言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的想法，就和一些时尚的父母跑到“学习中心”去购买印有靶心的小手套以帮助他们的婴儿早点发现自己的双手一样。”
“其实，关于“模仿”的说法从一开始就经不起推敲（如果儿童是纯粹的模仿者，那么他们在坐飞机时为什么不模仿自己的父母，安安静静地坐着呢？），而这些句子更加清楚地表明，语言的获得不能被解释为模仿的结果。”
“人们很容易高估语言的能力，以为语言决定着我们的思维。实际上，语言不是思维的唯一方式。心智计算理论是认知科学的基础，无论是英语还是其他任何自然语言，都不能用作心智计算的介质。心语，才是思维的语言。”
“了解语言决定论的错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下一章将要探讨的内容：语言自身的运作机制。”
“布卢姆认为，汉语的语法特征使得其使用者无法轻易分辨出想象中的虚假世界。”
“语言本能的第二个奥秘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的“有限域的无限应用”（makes 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dia），这也正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先导。”
“像字串机这样的“人工组合系统”与人类大脑这样的“自然组合系统”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可以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的一句诗来概括：“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一个句子并不是一串字，而是一棵树。在人类的语法中，不同的单词被组合成一个个短语，就像树枝会合成树杈。这些短语都被赋予了名称，成为一个心理符号，而小的短语也可以组合成大的短语。”
“这一概括性的语法概念由乔姆斯基首次提出，名为“原则-参数理论”（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heory）。”
“从事卑微工作的人注定要接受这样的命运：他们的努力完全是出于对不幸的恐惧，而并非是为美好前景所吸引。他们备受责难，得不到任何赞扬。他们因为失败而名誉扫地，因为疏忽而遭受惩罚，而且即便成功也听不到掌声，付出也得不到回报。词典编纂者就是这些不幸人士中的一员。”
“至少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语法属于达尔文所说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
“人类心智运用的是抽象的变量和数据结构，这曾经是一个振聋发聩的革命性观点，即便是现在，某些领域的学者依然觉得它惊世骇俗，因为这个观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认知结构与儿时的生活经验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一些语法规则在婴儿诞生之初就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而正是这种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使得孩子能够分辨出父母口中发出的各种声音，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对语法的剖析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头戏，因为它完美地证明了一点：心智的复杂并非是后天学习的结果；相反，后天的学习乃是源自心智的复杂。这才是一条真正的新闻。”
“英语单词的中心语就是位于最右边的语素。”
“正如莎士比亚极其精练地说道：名称有什么要紧的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
“说话者的每一次偷工减料都会让听者付出脑力上的代价。如果一个社会由懒惰的说话者构成，那么它也必然是一个勤奋的听者社会。”
“这是对最低需求的一种明智超越。这是一座设计精良的大桥在承受始料未及的压力时依然屹立不倒的原因所在。这是未雨绸缪的保护之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填写邮寄地址时尽管已注明邮政编码，却仍要写下城市和州名的原因，否则的话，一旦邮政编码中的某个数字写得不太清楚，就可能搞砸一切……据传说，有个王国曾经因为缺少一个马掌钉而灭亡。羡余性正是我们防范这种不稳定因素的手段。”
“即便音位规则并未扩大易混音素的听觉差异，它也可以给听者带来好处。它使得语音模式具有可预测性，从而增加了语言的“羡余性”（redundancy）。”
“语音知觉由上而下的工作机制让某些人深感不安，它验证了相对主义的哲学理论：我们想听到什么，就听到了什么，我们的认识决定了我们的知觉，最终而言，我们与客观世界并没有直接联系。”
“如果我们将声波认定为语言结构层级的最底层，即由声音到音素，由音素到单词，由单词到短语，由短语到句子，最后由句子到思想，那么我们所揭示的现象似乎表明，人类的语音知觉似乎采用的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的工作机制。或许我们一直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所有可供支配的知识，猜测说话者下一句将要说出的内容：从协同发音对声音的扭曲影响，到英语的各种音位规则和语法规则，再到有关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的固有印象，以及对说话者此时此刻心中所想的推断。如果这些预测足够准确，那么大脑的声学分析就可以不必那么精确，声波缺失的内容可以由背景知识来填补。”
“多亏了语言的羡余性，即便将句子中的元音全部替换成“x”，你也能读懂我所写的内容（yxx cxn xndxrstxnd whxt x xm wrxtxng xvsn xf x rxplxcx xll thx vxwxls wxth xn“x”）；而如果把句中的元音都去掉的话，辨别起来就更难一些（t gts lttl hrdr f y dn’t vn kn whr th vwls r）。在倾听别人说话的时候，音位规则所提供的羡余性能够补偿声波上的模棱两可之处。例如，当听者听到“thisrip”这个音时，他知道这一定是“this rip”而不是“the srip”，因为在英语中，sr这个辅音连缀是不合法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的语音知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客观的声音。”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我们自身的罗马文字系统的这种惰性现象：“他们把它写成‘Vinci’，却把它读作‘Vinchy’，外国人在拼写上总是比发音要好。””
“当然，英语拼写体系还有不少可以改进之处，但它的表现已经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这是因为拼写体系并不需要对应实际的语音，它的作用是代表潜藏于语音之下的抽象的语言单位，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聆听的对象。”
“在我所观看的演示中，即便是在发音清晰无误的情况下，这个程序也要经过一番周折才能分辨“word”和“worm”，因为它一直在计算概率，期待出现频率更高的“were”的出现。”
“福多尔曾经引用哈姆雷特的话，假如让知识和语境来指导句法剖析，那么“决心的赤热光彩将被审慎的思维涂上一层灰色”。他认为，人类剖析器是一个密封组件，它只能在心理语法和心理词典中查找信息，而不能动用心理百科全书。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事后会否认自己考虑过不恰当的词义的原因。”
“事实证明，记忆的工作对计算机而言非常简单，对人类来说则相当困难，而决策的工作对人类来说易如反掌（只要句子本身的结构没有问题），但却足以让计算机望而却步。”
“人类的沟通行为依靠的是说话者和听者相互之间的通力合作。说话者需要占用听者宝贵的注意力，以确保听者接收到的都是重要信息，例如一些未知的事件和与听者所思所想密切相关的内容，以便听者可以轻松地得出新的论断。因此，听者心中期待着说话者提供丰富可靠、明确简洁、条理清楚的信息。这种期待可以帮助听者剔除歧义句中的干扰信息，将片段式的话语句进行整合，绕过说话者所犯的口误，猜测代词和描述语的指代对象，以及填补对话中缺失的环节。然而，如果听者不愿合作，甚至心存敌意，这些缺失的信息就必须清楚明白地表述出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在法定合同上看到繁复冗长的文字，例如“party of the first part”（合同的甲方）、“all rights under said copyright and all renewals thereof subject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基于上述版权及其由此产生的所有续展之下的权利都以本协议各项条款为准）。”
“可见，人们懂得利用成功交流所必需的心理期待，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埋藏在表面意思之下。人类的交流与传真机之间的信息互传并不一样，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生性敏感，诡计多端，而且喜欢揣摩对方的心理，这使得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场心智的互动表演。”
“英语是一种“主语突出”的语言，所有句子都必须拥有一个主语，即便这个主语没有任何意义，例如“It is raining”（下雨了）和“There is a unicorn in the garden”（花园里有一只独角兽）。”
“不同语言的形成和不同物种的形成，以及两者的发展都是一种逐渐的过程，其证据是异常相似的。……我们发现，不同的语言不仅由于共同的起源而彼此一致，还因为相似的形成过程而彼此类似。……语言有如生物，也可以逐类划分；既可以按照本源进行自然分类，也可以按照其他特性进行人为分类。占有优势的语言和方言广为传播，并且导致其他语言的逐渐灭绝。一种语言有如一个物种，一旦灭绝就永不会再生。”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语言上的安排大都有实际的用处，并存在于所有的人类语言之中，但却无法在计算机语言、乐谱等人工系统中被看到，这不禁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在人类的语言本能之下，存在着一种无法从历史或认知的角度进行解释的普遍语法。”
“一些新兴的术语或说话方式首先是在亚文化中流行起来，然后再渗透到主流文化之中。”
“Our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may your name be kept holy. May your kingdom come into being. May your will be followed on earth, just as it is in heaven. Give us this day our food for the day. And forgive us our offenses, just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have offended us. And do not bring us to the test. But free us from evil. For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forever. Amen.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语言的消亡是因为使用者的栖息环境遭到破坏，同样也因为种族灭绝政策、强制性的同化教育、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电子媒体的轰炸（克劳斯将电子媒体称作“文化神经毒气”）。”
“人的语言能力与大脑发育是直接相关的。婴儿大脑的代谢能力，在4岁左右达到峰值。6岁之前，是学习语言的最佳年龄。”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经过一万年的发展演变之后，一种语言已经不可能在它的后代中留下任何痕迹。因此，当一个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所有现代语言的近祖所留下的明确痕迹，而这个近祖又保留了20万年前人类终极祖语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可疑的事情。”
“在出生的第一年里，婴儿也开始启动自身的言语生成系统。首先，根据生物学上的胚胎重演律，生物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会重演其祖先在进化过程中的各个发育阶段，因此新生儿的声道看上去更像哺乳动物的声道，而与人类不同。他们的喉头位置较高，就像潜望镜一样向上延伸，与鼻腔通道相连，这使得婴儿在吞咽食物时可以通过鼻子呼吸。3个月后，喉头下降到咽喉的位置，舌头后部的空腔（即咽部）因此增大，这使得舌头可以向前、向后自由移动，从而可以像成人一样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元音。”
“语言的差异会给社会的统一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整整一代人都转而投身于社会的主流语言，以便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我们这些局外人是否有权强迫他们不要这样做，而理由仅仅是我们觉得保留下这些古老语言是件有意思的事情？但是撇开这些复杂因素不谈，在面对世界上这3 000多种行将消亡的语言时，我们至少可以确信一点：其中许多消亡是毫无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此外，格林伯格的批评者还指出了一个严重问题，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可能是源自横向的借用，而并不一定是纵向的遗传，例如像“her negligées”“le weekend”这样的借用语。”
“正如语言学家肯·黑尔（Ken Hale）所说：“失去一种语言给世界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其本身的消亡，更重要的是，它损害了世界的多样性。””
“正如克劳斯所说：“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集体智慧独一无二的结晶，它和生命一样，神圣、无穷又神秘。”再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学和诗歌存在的基础。”
“我们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近来人们对性欲的关注远比对食欲的关注要多得多。原因就是：食欲只是个人的事情，它只与饥饿的人（即德语中的“der hungrige Mensch”）有关，而不会牵涉到其他人。但性欲，就其本质而言，必定要牵涉到另一个人。正是这“另一个人”导致了所有的麻烦。”
“大部分失语症患者都可以吹灭蜡烛或者用吸管吸水，就像第1章中的福特先生一样，但他们的书写能力和说话能力都出现了障碍，这表明失语症患者丧失的不是对嘴部的控制能力，而是单纯的语言能力。某些失语症患者可以唱出美妙的歌曲，而且很多患者可以流畅地赌誓、咒骂。我们早已知道，单就听觉而言，与右脑联系紧密的左耳对声调的辨析更为敏锐，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声调被当作乐音来聆听时才会出现。对中国人或泰国人来说，声调是构成音素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他们辨析声调的优势就转到了右耳和左脑，因为左脑是处理语言的地方。”
“根据我的保守估计，在英语中，名词短语的中心名词与其他成分有8种可能的搭配方式，例如“John’sdog”“dogs in the park”“big dogs”“dogs that I like”等。同样，在一个句子中，名词短语也可以出现在8个不同的位置，例如“Dog bites man”“Man bites dog”“A dog’s life”“Give the boy a dog”“Talk to the dog”等。而每个名词又有三种词形变化：“dog”“dogs”“dog’s”。”
“对称是一种异常苛刻的设计，对那些身体对称的动物而言，任何一种疾病或者缺陷都可能破坏其外表的对称性。因此无论是蝎蛉、燕子还是人类，都无一例外地将对称视为一种性感（它表明对方是适合交配的对象），而将不对称看成一种畸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对于学习系统的设计而言，任何一种缺乏反馈的环境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是研究学习机制的数学家、心理学家和工程师密切关注的一个问题。”
“同理，一旦儿童掌握了语言，语言习得系统就变得多余了。如果维持这套系统需要耗费不小的成本，那就应该将它完全卸载。事实上，维持这套系统的成本确实很高。从新陈代谢的角度来说，大脑就像是一头猪，它要消耗身体1/5的氧气，以及同等比例的卡路里和磷脂质。养尊处优但又毫无用处的神经组织是最应该被扔进回收站里的。全球唯一的计算机进化语言学家詹姆斯·赫福德（James Hurford）曾经将这一假设输入模拟人类进化的计算机程序，结果发现幼儿的语言习得关键期的消失是一个必然结果。”
“乔治·威廉姆斯和P.B.梅达沃（P. B. Medawar）给出了巧妙的回答。在设计生物体的过程中，大自然一定面临着无数次取舍，它必须权衡每种特征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存在的不同利弊。某些材料既坚固又轻便，但却磨损得很快；另一些材料虽然比较重，但却经久耐用。某些生化过程可以提供极为有用的物质，但却会在体内留下越来越多的污染。当生物体进入消耗和磨损日益加剧的晚年时，一套代谢能力旺盛的细胞修复机制也许最能派上用场。在面对这些两难问题时，大自然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通常而言，它会偏向于对年轻生物体更为有利的选项，而不会选择将利弊平均分配给生命的各个阶段。这种选择的偏向源自死亡本身的不对称性。如果一个人在40岁时死于雷击，那么大自然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他50岁或60岁的生活，但却要考虑他20岁或30岁的人生。因此，任何一种为40岁之后而设计（以40岁之前的利益为代价）的身体特征都将是一种浪费。这个道理适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意外死亡。一个残酷的数学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轻人总是比老年人有更大的存活概率。因此，那些有利于年轻生物体而有损于老年生物体的基因就会获得青睐，并会在进化过程中逐渐积累。无论拥有怎样的身体系统，最终的结果都是整体的衰老。”
“要真正掌握语言，儿童不能光靠记忆，他必须纵身跃入语言的未知海域，归纳出这片无限可能的语言世界背后的一般规律。”
“就生物体的构建而言，这似乎是一种违反常理的做法，但它其实是进化的惯用手段，因为进化无法将一切推倒重来，而只能对原有的设计进行修补、改装。”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给语法基因下一个定义了：语法基因就是DNA的一个区段，它可以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大脑部位为蛋白质的合成指定遗传密码，或者启动蛋白质的转录，从而指导、吸引或者黏合神经元构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与经过学习而不断强化的突触相互配合，成为解决语法问题（例如选择词缀或单词）必不可少的计算工具。”
“有证据显示，虽然“左撇子”在数学、空间方位和艺术上有更好的表现，但却比较容易患上语言障碍、难语症或者口吃。即便是有“左撇子”亲戚的“右撇子”（这些人可能只拥有一个决定右手偏好的显性基因副本），在语句的理解上也与纯粹的“右撇子”有着细微的差别。”
“此外，这种差异有着明确的目的：在每一代都将基因重排一遍，从而使种族的延续能够比病菌的进化更快一步，因为这些致病的微生物总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企图更好地侵入宿主的化学环境。”
“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乔姆斯基与他的理论死敌只在一个方面存在共识：人类所独有的语言本能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不能兼容。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多个世代的基因突变逐步累积的结果，这些随机发生的基因突变提高了生物体的繁殖成功率。因此，要么不存在语言本能，要么它就是以其他方式进化而来的。虽然我一直都在设法说服你相信语言是一种本能，但如果你选择相信达尔文而不相信我，我也不会见怪。而且，我想让你明白，你其实没有必要做这种选择。虽然我们对语言本能的进化过程知之甚少，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与人类其他复杂本能或器官的进化有什么不同，它们都可以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进行解释。”
“现代人类所独有的语言本能，其实就像现代大象所独有的象鼻，这并非不可理喻之物。这里面没有矛盾，没有造物主，也没有大爆炸。现代进化生物学家对一个事实感到既好笑又好气：尽管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宣称自己相信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但他们相信的其实是一个经过改造的神学观点，即“伟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物种都是按照自身等级依次排列在一根链条之上的，人类则位于链条的顶端。”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人类拥有语言，但它的“邻居”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语言。我们期待的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看到的却是大爆炸。”
“伊丽莎白·贝茨（Elizabeth Bates）是乔姆斯基语言学的猛烈抨击者，她这样写道： 如果语言的基本结构原则不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自下而上），也并非是派生而来的（自上而下），那么对于它的存在，我们只剩下两种可能的解释：如果普遍语法不是造物主亲手所赐，那人类一定经历过一次史无前例的突变，它相当于一次“认知大爆炸”……我们不得不抛弃近30年来以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极端主张，即认为语言是间断式进化的结果。我们必须在自己与其他物种所共享的心智材料中寻找符号和句法的藏身之所。”
“如果我们不回到过去，找回对语言的尊重，英语就将走向末路。”
“现代生物学家对佩利的论证过程没有意见，他们不同意的只是最后的结论，而达尔文之所以成为彪炳史册的生物学家，就是因为他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些“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是如何通过单纯的自然选择进化而来。”
“我们可以为语言起源找到另一个精巧的物证。新生婴儿的喉头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位于较高的位置，与鼻腔的后部相连，这可以使空气直接经由鼻子进入肺部，而不必经过口腔和咽喉。等到3个月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头会降到咽喉的较低位置，这给了舌头来回移动的空间，从而可以任意改变两个谐振腔的形状，以便发出各种可能的元音。但是，这种变化是要付出代价的。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指出：“我们吞咽的每一粒米和每一滴水都必须经过气管的开口，冒着落入肺部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
“因此，这一物体的各种性状看上去似乎都是为了有效繁殖而产生出来的，包括一些确实是由此而生的性状，例如从外界环境中收集能源和物质，并保护它们不被竞争者夺去的能力。这种能够自我复制的物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生物”，它们以这种方式逐步积累的可以增进复制的性状被称为“适应”（adaptation）。”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花费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证明他的自然选择理论不但可以解释身体的进化，也同样可以解释本能的进化。”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自然选择不仅仅是创造论的一个科学替代品，它是除创造论之外，唯一可以解释像眼睛这样复杂的器官是如何进化而来的理论。”
“有时，某些性状的出现并非其自身适应的结果，而是其他一些适应行为的连带后果。”
“对达尔文来说，这正是“生命景观的壮丽之处”：“在这个行星按照万有引力的既定法则循环往复运行的同时，无数最美丽、最奇特的类型从一个如此简单的开端进化而来，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化。””
“出于这些原因，道金斯认为，自然选择不仅是关于地球生命形态的正确解释，也必定是对宇宙间我们愿意称之为“生命”的任何一种存在形式的正确解释。”
“毕竟，投掷一块石头或者采摘一颗草莓并不需要多少脑力，可是当面对一个与自己智力相当、但却充满敌意的生物时，要猜透他的心思并以智取胜就不太容易了。这迫切要求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比拼显然会促进语言能力的发展。在所有文化中，社会交往都是依靠劝说和争论来实现的。”
“此外，这种生物体的世系传承还必须足够长久。自然选择是一种 “短视”的行为，因此一个器官在它进化的每个阶段都必须给它的主人提供一定的繁殖优势。”
“有时候，某些性状的产生完全是出于运气。如果某个较小的种群能够延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所有的偶然性特征都可能被保存下来，这一过程被称为“基因漂变”（genetic drift）。例如，假设在某个时代，所有无条纹的生物体都被雷电击毙，没有留下后代。如此一来，有条纹的生物体就会统治地球，无论这种条纹是否对繁殖有利。”
“最后，人类学家指出了一个现象，部族中的首领往往都是天才的演说家，而且也大多妻妾成群，这对于任何一个怀疑语言能力与达尔文学说无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提醒。”
“对我来说，词语观察就像集邮一样，它能给你带来知识上的乐趣，但也会附带产生一定的忧虑，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收集的邮票中有多少赝品。”
“西蒙只是发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也是某些喜剧演员、脱口秀主持人以及朋克乐手的惯用伎俩：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可以通过无理的谩骂来吸引媒体的关注——至少可以暂时达到效果。”
“标准社会科学模式不仅是学术界从事人类研究的理论基础，它还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普世价值，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持有的立场。”
“例如，有一条朴实无华但却举世公认的写作原则：文章不厌百回改。优秀的作家在发表每一篇作品之前，都会修改两遍以上，多的甚至达到20遍。无论是谁，如果他无视这个原则，都注定是一个糟糕的作者。”
“想象一下，如果某位耶利米式的语言专家大声疾呼“我们的语言当前面临着一个危险的敌人：那就是青年人不再精心修改自己的文章！”，这似乎是个挺煞风景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矛头不能再指向电视节目、摇滚音乐、商场文化、体育明星或文化凋敝的其他标志。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清晰的写作，这种简单的方法正是一剂良药。”
“人们对语言更加好奇，而且充满热情，原因很简单：语言是心智中最容易被触摸到的部分。”
“我的要求并不过分：对语言和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用科学的知识代替那些愚蠢荒谬的无稽之谈。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低估语言运用的真正动因——人类心智的复杂性。”
“在这事上，毫不讳言，我也曾一度自谓能有所成就；但是今天我却开始认为，我自己诚不免抱望过奢，因为不论揆之理性抑或经验，这事都碍难办到。每当我们看到人们到了一定时期便不免要陆续老掉死去，而且代代如此，因而对那些据说能延寿千年的灵丹妙药往往觉得好笑；同理，一位词典编纂家也必遭到人们讥笑，如果他虽举不出有哪个国家曾做到使它自己的词语保持不变的例证，却又一味迷信他的词典便仿佛神药一般，能使其本国语言防腐抗蚀，永不腐烂，——认为他有本领把这个下土尘寰加以改变，把这个混沌世界从它的种种愚蠢虚荣矫揉造作之中拯救出来。”
“……大致来说，“认知决定感知”的说法属于科学哲学的观点（而且二者在历史上也确切存在联系）。这个观点认为，一个人的观察结果完全取决于他所采用的理论。在人类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完全取决于他的文化环境；在社会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知识水平，特别是科学知识，完全取决于他的阶级地位；在语言学上，这种说法表现为一个人的思想完全取决于他所使用的句法（例如沃尔夫假说）。所有这些观点都隐含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整体论：由于认知决定感知、理论决定观察、文化决定价值、阶级决定科学、语言决定思想，因此针对科学理论、伦理价值和形而上的世界观等任何问题的理性批评，都只能在对话者所共享的某个假定框架内进行（这个框架的形成往往与地理、历史或社会等偶然因素有关），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批评这个框架。”
“按“相似度”进行归纳，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一种学习能力。尽管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我们拥有相同的心智结构，语言是洞悉人性的一扇窗。”
“美国语言学家德怀特·博林格在《语言要略》（Aspects of Language）一书中提到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凡是研究有关人类本身的学科总是进展缓慢，而在所有学科中，没有一门学科比语言学同人类的本质更为接近。于是，语言这种我们普通人最熟悉不过的现象，却成为科学家眼中一个最为神奇、也最为难解的谜团。”
“适合成为朋友的潜质，例如为人友善，不一定是选择配偶的标准。选择配偶的标准是拥有生育能力和不是近支亲属。因此，我们的心智一定存在着许多的相似度空间，它们分别受不同的本能或模块规范。依据这些空间，特定的模块才能在相应的知识领域中进行合理的归纳，例如物理世界、生物世界或社会世界。”
“这于作者是才思敏捷、旁征博引的表现，但对译者来说却是一个个难关，正如翻译家思果先生曾经的感叹：“译者是苦命人，作者写书的时候，哪里会替译者设想。他玩文字的华巧，暗中用典，一语双关，不是用双声就是叠韵，你去翻译吧。困难是你的事。””
“复杂语言普遍存在于每个人、每种文化之中，而且它们都拥有一套相同的心理设计。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所有语言对我来说不再陌生，即便我一字一句都听不懂。无论是纪录片中那些第一次与外界接触的新几内亚高地人的戏谑谈笑，还是某个手语翻译者的手势动作，又或者是东京游乐场里某个小女孩的童言趣语——我想我能够透过表面的音韵看到底层的结构，从而真切地体会到我们都拥有相同的心智。”
“平克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人类之所以拥有语言，就像蜘蛛之所以会织网，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种族之间的许多系统差异都是适应环境的结果，黑色素能够保护皮肤免受热带阳光的伤害，双眼皮可以帮助眼睛适应干冷或冰雪的天气。”
“最后，彻底的经验主义未必是一种进步的人道主义学说。白板一样的心智正符合独裁者的愿望。有些心理学教材会提到这样一些“事实”：斯巴达人和日本武士的母亲在得知儿子阵亡的消息时会露出微笑。但书写历史的通常都是将军，而不是母亲，所有我们可以不必在乎这种难以置信的说法，但其背后的目的却是昭然若揭。”
“然而，在有关语言的所有讨论中，语言的起源问题又是最为捉摸不定的“谜中之谜”，几乎任何一位语言学家都会告诉你：我们对语言起源的了解比对宇宙起源的了解还要少。因此，它也被看作是“科学界最难的问题”。”
“正因如此，我们才说学习的可塑性必须以心智的先天限制为基础。”